大通桥畔曾是明清两代重要的漕运码头(图)
1952年拆除的小巧的外城西南角楼，它只有12个箭孔
在我们乘坐列车即将进入北京站时，我们总可以从左侧车窗看到窗外城墙上那座雄伟的曲尺形箭楼，这就是北京内外城八个角楼中唯一存留至今的内城东南角楼。如果在一百多年前，登上这座角楼向城外看，可以看到宽阔的护城河和通惠河，以及繁忙的东便门漕运码头，这里还是整个北京城市水系的出口。向城内看，还是水，一条弯曲的小河将几个清澈的“泡子”串联起来，像一条翡翠项链，北京人称之为“泡子河”。
唯一幸存的角楼：内城东南角楼
说起角楼，人们总会想起故宫城墙那四座“九梁，十八柱，七十二条脊”的角楼。它结构奇异，和谐美观，是中国古建筑的极品代表作之一。其实，明清时代的北京内、外城角，还有八座不同风格的角楼。它们不但有装饰作用，还驻有军队，以备随时防御来犯之敌，因此都被设计成为箭楼。其中尤以紫禁城正面的内城西南、东南两个角楼，为规模最大。
随着岁月流逝，其余七座角楼或毁于清末的雷电和战火，或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城市建设中被拆除。
现存内城东南角楼，建成于明正统四年(1439年)，永乐皇帝修筑北京城的时候，由于限于财力、物力、时间的关系，“月城、楼铺之制多未备”。到了正统元年，复命修筑京师九门城楼，次年正月施工。据明《英宗实录》记载：“四年四月丙午，修造京师门楼、城壕、桥闸完。……城四隅立角楼。”这就是北京内城有角楼的确切记载。明嘉靖年修筑外城以后，内城南部的两个角楼，就被括在北京城垣以内了。
此后历代，角楼经多次修缮，例如乾隆皇帝就曾对北京所有城楼进行大规模的修葺或重建，时代也进行过修理、彩绘。
此角楼建于突出城墙的方形台座上，呈曲尺形，城楼通高29米，(其中台座高12米)，底边长39.45米，建筑面积约有700平方米，其结构坚固无比，易守难攻。两条大脊，于转角处相交成十字，灰筒瓦绿剪边，绿琉璃列脊饰兽头。楼外侧向东、向南两个大面，和向西、向北两个侧面，均设箭窗，共记144个，是国内现存箭孔最众、方向最多的箭楼。楼体内侧亦呈转角房，有两个门。楼内立楠木柱20
1981～1983年，政府拨款重修角楼，根据不改变原状的修缮原则，恢复了年间修缮后的旧貌。并设立了保管所，筹备展览，现已对社会开放游览。
多年来，不少人管这个城楼叫“东便门”，这是一个误解。其实东便门在角楼以东约200米处的外城上，建于明嘉靖年间，已于上世纪50年代拆除。
大通桥畔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漕运码头之一
这两张照片摄于东便门外的漕运码头，据说是一位名叫查尔德的德国摄影师拍摄的，具体年代可能是1875～1878年，距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。
两张照片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北国水乡的美丽画卷，如果不是画图中的内城东南角楼和巍峨的北京城墙，我们还以为是苏州水城呢。
漕运是元、明、清三代最重要的官办经济活动，也是将富庶的南方田赋集中到首都的一种重要方式。在古代，水运是最低成本、效率最高的运输方式。明清两代，南方的漕船北上，或走海路，或走运河，到达通州张家湾。或者在张家湾卸下漕粮，或继续沿通惠河西行，到东便门大通桥码头，甚至直抵朝阳门码头。在元、明两代和清前期，北运河、通惠河就是首都的生命线。
上面照片中间的那座美丽的三孔石桥就是大通桥，又称“东便门桥”，此桥建于明嘉靖年间，清康熙时重建。桥边的码头，在明清两代是漕运的重要码头，大通桥也就成为漕粮从东便门进城的通道。
桥下有一座闸门，俗称“头闸”，建于清康熙年间，其作用是控制通惠河上游的水位。据说小说《红楼梦》中的第三回“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”，林黛玉就是在大通桥码头上岸的。
码头停泊着十余艘平底大木船，这些船的大小、形制几乎完全相同，应该是官府的“剥船”(或称“驳船”)。太平天国以后，大运河淤塞，已不能行驶漕船，遂打造可在沿海运营的“沙船”、“夹板船”，或者租用招商局轮船走海路，从天津直沽入海河。然后换装能够在内河行驶的“剥船”经北运河、通惠河进京，这种船运方式又称之为“剥运”，就是“由大船换小船”的意思。
清末的“剥船”归粮仓管辖、使用，各个粮仓根据附近河道的宽度和吃水情况，按照规定形制打造。在北京通惠河行驶的“剥船”长六丈、宽一丈二尺，可装载一百多石的粮食，它可以单独行驶，也可以连成一串，由拖船拖带航行。照片中那带篷的木船，可能就是拖船，拖船可以由漕夫用竹槁撑行，如遇到旱季水浅，或者雨季流急，就需要纤夫了。拖带几条几十吨重的剥船，在浅涩的河道中，逆流上行，纤夫、漕夫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。
道光五年以后，部分漕粮折合银两，随田赋上缴，减少运量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粮赋全部改用机动船和铁路列车运输。这样，跨越元、明、清三朝，历时五百多年的漕运，逐渐淡出了历史。
上面照片左侧的尖顶建筑，是官府粮仓，在清代叫“储济仓”，可能是临时转运站，那些“剥船”应该归储济仓管辖。
上面照片的远方，可见外城东北角楼，下面照片中是内城东南角楼。两张照片都没有将东便门本身拍摄入画面，东便门是外城的城门，规模很小，也有一个不大的瓮城，正对着大通桥。
东便门及大通桥附近的水系，是元明清三代城市水网的枢纽，它东连通惠河，向北是西护城河；向南是外城护城河；正西是前三门护城河。高梁河水从玉泉山到西直门后分成三路，到东便门又全部归入通惠河。北京城的生活污水和雨季的洪水，大部分通过这里经通惠河、北运河入海。
由于人口的激增和城市建设，北京的古城墙和城市水网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，面目全非。特别是从1965年开始，在地铁一号线的建设中，城墙被拆除，护城河河道被占用。与万宁桥、高梁桥、天桥齐名的东便门大通桥，也于1966年 被平毁……
令人感到庆幸的是，上世纪末抢救下来的前三门城墙残迹，被开辟为公园，经过整治的通惠河，在不远处倒映出角楼的雄姿，力图让人们回忆起当年东便门的水乡风貌。
泡子河曾是元代通惠河的一段故道
上面两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拍摄于1913年，尽管其水面已经比明清时期萎缩了不少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美丽景色。通过照片也可以知道，这里曾经是北京城内非常幽静的去处。
在元代，泡子河是通惠河在城外的一小段故道。明迁都北京后，将元大都南城墙南移二里，重新挖掘护城河。在建城过程中，暂时利用这一段河道，引出六海洪水。明内城建成后，这河道就成了内城东南角的一段“盲肠”。由于这里是内城较低洼的地方，沿河有数个积水的水洼，小的有十余亩，最大的有近百亩，北方人称之为“泡子”，这条河也就被叫做了“泡子河”。
从清代乾隆年的地图看，在崇文门以东的城墙下，有一个水关，使泡子河与前三门护城河连接起来，成为北京内城的一条泄洪通道。明代的《燕都游览志》记载：此处“前有长溪，后有广淀。高堞环其东，天台峙其北”。泡子河有两条河道，一条起始于贡院以东，经古天象台向南流入“泡子”；另一条则是通惠河的故道，起点是船板胡同西口，沿内城前三门城墙的北城根，向东汇入“泡子”。至于泡子河的水源,《帝京景物略》说：“洼然一水，泡子河也。积潦耳……”说明是由于地势低洼，积雨水而形成的。
在明清两代，远离车马喧嚣的泡子河“两岸多高槐垂柳，空水澄鲜，林木明秀，不独秋冬之际难为怀也”。是北京城内一处环境优美，景色宜人的好去处，吸引了不少文人学子、达官显贵，在此修建宅第和私家园林。还有几个寺庙也借此水的灵气，建于河岸，例如供奉吕洞宾的吕公堂(亦称吕仙祠)、慈云寺等。泡子河北部的贡院，是明清两代科举乡试、会试的重要殿堂，多位帝王都曾临幸此处。春秋两季进京赶考的各地学子，纷纷就近来到吕公堂、慈云寺乞梦求愿，以求高中，据说相当灵验。因此这里的庙观香火十分兴旺。
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，曹雪芹可能就诞生在泡子河畔的曹家宅第“芷园”。清初，曹家“从龙入关”以后，原隶属正白旗，后任江宁织造的雪芹祖父曹寅有诗云：“掌大悬香阁，文光射斗魁。”此句下有原注云：“芷园小阁，邻试院(贡院)，寓公多利。”
那时的泡子河，水中有船，岸边有人垂钓，每到夏季，还有不少人到河里游泳、洗澡。直到上世纪中叶，这里还有“船板胡同”、“鲤鱼胡同”和“钓饵胡同”。明末《帝京景物略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十五日，诸寺建盂兰盆会，夜于水次放灯，曰放河灯，最胜水关(积水潭)，次泡子河也……”也就是说在明代，每当阴历七月十五，泡子河的水面，还是放河灯的好去处。
清朝灭亡后，这里逐渐沦为贫民区。大量的生活污水、垃圾，使几个泡子成为死水；日寇侵华时期，在贡院以南又开了一个“启明门”(今建国门)断了北部的水源。新迁来的居民们，在这里填河造地建房，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，这里只剩下几段臭水沟。
20世纪50年代末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，使这里成为一片工地，新北京站及其东面的车辆段，占据了泡子河的大部分流域面积。今天的内城东南角，早已建成了现代化的社区，看不到一点水乡的样子。只有少数几个地名，例如：“泡子河东巷、西巷”、“泡子河社区”，能使人们联想起这里曾经有过一条美丽的小河。
盔甲厂，明清两代的“军工重地”
现在的北京站以东的泡子河东巷内，还有一条“盔甲厂胡同”，顾名思义，这里曾经是生产官兵穿戴的盔甲的工厂。
原来，在明代，工部军器局曾经在王恭厂和泡子河边，设厂生产军用盔甲、火炮、弓矢、弹药等等，并各设“掌厂太监”一名。在明清两代，习惯在城角地区生产、储存兵器火药等，如东北角的“ 火药局”、西北角(在雍和宫以东)的“炮局”。
城角离城门较远，两面是坚固的城墙，易于防守；而且离居民稠密区远，万一发生燃烧、爆炸可减少周围损失。盔甲厂设在泡子河边，还可以及时取水、救火。尽管如此，还是难免出事，万历三十三年(1605年)和崇祯七年(1634年)，工厂曾两次发生大爆炸，损人物甚多。特别是崇祯七年九月初七的那次爆炸，将制火药石碾，远抛于泡子河城墙下。明代建起的不少私家园林，如：傅家东、西园，张家园，房家园，杨家园等，都毁于这次爆炸和随即引发的大火。
清代，盔甲厂改为存放报废炮铳的仓库。危险解除了，胡同也多了起来，很多胡同都形成于清代，而盔甲厂胡同的地名也一直存留到今天。
埃德加·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这里诞生
说到盔甲厂，就不能不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中外的著名著作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以及它的作者埃德加·。1933年～1937年，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，和他的夫人海伦大部分时间就住在盔甲厂13号院内，离位于南城根的燕大教职工宿舍——“燕京大学花园”相距不远。
1936年下半年，到陕甘宁苏区进行了全方位的采访。回到北平以后，就在13号院中的一个小屋内，怀着对、朱德、周恩来等红军以及前线将士的敬仰，夜以继日地整理采访记录和赶写书稿。1937年10月，英文本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，1938年7月，它的中文译本《西行漫记》在中国发行。
以详实而丰富的材料，风趣而又栩栩如生的文笔，率先向欧洲、美国人民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中国斗争的艰苦历程，与等的传奇式经历，以及震惊中外、举世罕见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这本书在西方引发了巨大的反响，仅仅几周的时间就销售了5版、10万册以上，成为当年非小说类的第一畅销书，被誉为“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意义的著作”。
在中国的国统区和敌占区，《西行漫记》第一次让百姓知道，在西北的黄土窑洞里，那支被称为“”的队伍，才是未来照亮中国的红星。在这本书的影响下，很多抗日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，冲破重重阻拦，投奔到圣地延安。
1938年夏天，接受“朋友”的托付，在盔甲厂13号院，接待了来自山西福寿岭疗养院的“李知凡太太”。并在日伪特务的眼皮底下，将她护送出北平，再由爱泼斯坦护送到天津、烟台。这位“李知凡太太”，就是邓颖超同志。在完成了护送邓颖超的义举之后，认为：“我肯定不再是一个‘中立者’了。”在此之前，还在这个院子内，掩护过多名受的进步学生领袖。
据老住户回忆，当年的盔甲厂13号，是一个满是绿树、翠竹、假山的花园式院落。1965年，盔甲厂改为“盔甲厂胡同”；13号院改为6号院。今天这里是“中安宾馆”。
